要从哲学层面思考办学特色
清华大学胡显章教授认为,办学特色问题在哲学层面其实是个性与共性、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问题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高校由政府直接以指令性计划进行管理,使得高校缺乏特色办学的意识。而今,要在尊重大学共性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个性,积极提倡和鼓励多元,最终达到共性与个性、一元与多元的和谐统一。远程教育www.jlu211.com
青岛大学党委书记徐建培教授认为,办学特色既可以体现在学校的办学理念上,包括大学的治学方略、办学思想等,它们是大学的灵魂所在、特色之本;也可以体现在学校的管理体制、运行机制、学科布局、课程体系、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。
办学特色的外在表现既可以是显性,也可以是隐性。社会公众看到的多是学校的显性特色,如学科专业特色、校园建设特色、师资队伍特色等。而业内人士感受到的多是学校的隐性特色,如学校的办学思想、办学理念、校风学风、大学精神等。显性特色和隐性特色协调统一才能真正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。
形成办学特色人的因素是核心。北京大学赵存生教授认为,大学的校长、书记、教师和学生是办学的主体,在办学特色形成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。校长的办学理念是形成大学特色的源泉。如柏林大学校长威廉·冯·洪堡提出的“教学与研究相统一”的办学理念;威斯康辛大学校长范·海斯提出的“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都是大学的职能”的办学理念。如果说校长是学校的“灵魂”,教师则是办学的“躯体”,校长的办学理念必须得到教师的广泛认同,并通过教师的实践和传承而逐步成为学校的特色。学生作为学校的“产品”,是形成学校办学特色的参与者,也是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重要窗口。缘梦教育www.dxbsm.cn
高等教育不是“科举”
目前已经盛行了以高考为轴心,“上北大清华为最好,上重点大学次之,再次也要上个大学”的风气。如果这样下去,是以中国全体青少年整体生存状态的恶化为代价,以中国全体青少年失去童年欢乐、失去少年自主精神、失去青年时候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为代价!中国的高等教育,这样发展下去,成为恶性发展的“垄断产业”——中国人才的唯一加工、升级和认证权威。
因此,我以为必须让“高考热”减压!怎么减压?有两点可供有关部门参考:
一,宣传行行都可出人才。强调现代高等教育不是“科举”!讲清楚最适合你的学校才是最好的而并非最名牌的才是最好的!事实也是如此。记得我考大学那一年,是文革后恢复高考,全国约2000万考生,据说只收了20万,百分之九十九都落榜,天下没有大乱。现在每年收几百万,还搞得这么紧张惶恐,风气背后实在是舆论在添乱增压。
二,现在学校只管收钱,不管“产品有没有市场,产品质量能不能经受社会检验”,这是一种不受监管的垄断官办旧俗陋习!因此,我建议,舆论要公开对高等学校进行考评,不单是学术考评,还要有“就业考评”!各个大学当年的学生就业率应当在第二年由权威机构向社会公布。如有虚报,应追究法律责任。
不该让科学界“包工头”继续横行
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说,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,但“包工头”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。这样做的后果是科研的资金永远在几个著名学者中流转,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;如果其他人想涉足这一领域,就只能给这些人士“打工”。
“包工头”,原本为建筑领域的一个“专有”词汇,“包工头”跻身科学界,应当是科学界的一种耻辱,它亵渎了科学。但这两个领域的“包工头”,本质上确有共通之处:他们的本领就是能够揽来项目,甚至很容易就能拿到重要的项目,当然,这同时意味着大把的银子落袋。科学界贫富差距很大,源头就在这里。
其实,倘若科学界的贫富差距拉大不是因为“包工头”从中作祟,未必不是一件好事;而因为“包工头”的介入,性质就变了。并且,其恶果远远不止于此。刘华杰副教授说,某些著名学者特别是院士在学术界有一定身份,但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具体研究,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,“这些(参与项目的)学者往往还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”,这很容易令我们联想起建筑领域的层层发包,层层转包,每一层都把项目当成唐僧肉,都要从中赚钱,就少不了在施工材料上做些手脚,导致贻害他人、贻害社会。以此推论,科学界的层层转包,完全可以预计其结果毫不例外地同样是害人!黑龙江大学成人高考本科www.jlszk.com
除了刘华杰副教授,此前已有数不清的人们诟病了科研经费使用的种种弊端。但是,有关方面“任凭风浪起,稳坐钓鱼船”,一切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,让人不爽,甚至让人气愤。他们即便可以对贫富差距不屑一顾,难道也不应该为国家的前途着想一下吗?
中国大学要以实质性改革面对全球化竞争
今年大学招生已经尘埃落定,在香港的大学对北大清华等大陆名校的冲击波后,又出现东南省份高分考生选择出国留学的现象。这一现象说明,越来越多的境外大学,将步香港的大学之后尘,和大陆的大学竞争生源,并在未来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形成巨大的冲击。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校的综合力量,以及其潜在冲击力,比香港的几所大学要大得多。如果说香港的冲击让人感到“狼来了”,那么这只狼后面,还跟着一群老虎。
举例而言,美国有将近4000所大学。近年来,各个州立大学展开了对外州生源的竞争。国际学生当然也是争夺的对象。我曾指出,中国的高等教育,已经无可逃避地要面对全球化的竞争。这种竞争必然是跨国界的。你的大学不行,教授和学生都会跑到别的地方去。目前中国的大学由于质量还比较低,本土出生的教授还很难吸引外国或港台地区的大学来挖人。但是学生则不一样。
不错,大陆的大学在生源上过去一直都可以免于国际竞争。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家长们没有支付能力送子女留学。但是,几个因素将改变这一局面。未来10年,在沿海地区会出现一个数目可观的家庭年收入达到4万美元左右的中高产阶层。这也正是目前美国平均家庭收入的水平。吉林省成人高考www.jlsck.com
中国的大学应该明白,高分考生,将成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上的共有资源。没有实质性的改革,他们就会抛弃中国的大学。
“考权”争夺折射部门权力利益化
一边是教育厅组织的信息技术考试,一边是人事厅开展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,虽然考试的名义和目的各有各的说法,但考试内容却大致相同。在福建省,几年来教育部门和人事部门为一项中小学教师计算机水平考试的“权属”问题僵持不下,夹在两大部门间的广大基层教师左右为难,叫苦连连。
尽管双方争夺“考权”的名义都是那么的冠冕堂皇,但显而易见的是,背后有着考试经济的利益驱动。显然,谁主持考试,谁就能分得考试培训费这块诱人的大蛋糕,人事部门和教育部门自然都当仁不让了。神仙打架,凡人遭殃。权力博弈的结果是拿老百姓的利益埋单。不难看出,“考权”争夺战的背后,正是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所指出的“公共权力部门化”和“部门权力利益化”。在现实生活中,不少政府部门在利用手中的权力管理社会时,也在“搭便车”牟取部门私利。权力所在就是利益所在,不同部门权力交界的地方也就难免发生利益冲突。
在近年来发展迅猛的“考试经济”诱惑下,政府各部门也投身其中,考试机构和政府权力部门往往是“一家人”。因此,人事部门和权力部门都强调己方主持考试的重要性,而无视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。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,政府各部门权力的利益化,已经造成了部门割据下的公共管理乱象,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。如何保证政府部门的超越性和公正性,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。
该文章转自[吉林自考网]:http://www.dxbsm.cn/
本文由黑龙江成考www.gozk.net 整理-黑龙江成人招生信息港为你服务黑龙江成人高考,哈尔滨成人高考,大庆成考,齐齐哈尔成考,牡丹江成考,七台河成考,佳木斯成考,伊春成考,绥化成考,黑河成考,双鸭山成考,鸡西成考,鹤岗成考,大兴安岭成考★18686384588
QQ954383 缘梦教育贾老师
|